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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许晓芳

　　2月1日至10日，APEC第一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在穗举办，会议围绕“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展开深入研讨。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广州在科创领域交出硬核答卷：“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跃居全球第一、“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跃居全球第六。面向“十五五”，广州如何将科创资源转化为国际合作实效？如何深化科教人才融合？近日，暨南大学副校长顾乃华向本报记者深度解析了广州的“创新方案”。

　　创新发展：将更注重质量、结构和系统效率

　　“广州在‘十四五’期间实现的创新集群发展和‘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双跃升’，并非排名指标的偶然波动，而是城市创新体系运作方式在历经量变积累之后，最终显现的质变结果。”谈及广州科创成绩，顾乃华充分肯定，“广州的创新发展将从以规模扩展为主，逐步转向更加注重质量、结构和系统效率的阶段。”

　　他首先精准点出了区域协调机制发挥的“黏合剂”作用。“广州所处的创新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城市科技创新资源整合的边界超越了单一城市范畴，被纳入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系统中推进。”顾乃华认为，“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能够跃居全球第一，靠的就是三个自身实力已很强的城市，在制度体系、功能分工和创新环节上的深度互补，这种“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制度协同，正是理解区域创新集群跃升的关键切入点。

　　基础研究投入同样正逐步显现其“催化剂”效应。“广州‘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排名的提升，是数十年磨一剑的长期积累结果。”顾乃华强调，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投入方式，从长远来看，会转化为可观察、可持续的科研产出优势。

　　此外，人才结构的开放性和代际梯队构筑起了“底座支撑”。顾乃华指出，广州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在校学生群体，为科研和创新提供了持续的人才供给，而且在科研经费跨界使用、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等方面，不断探索更开放的合作方式，逐步破解过去科研人员流动和制度环境中“钱难以过境、人难以过来”等问题。

　　科创资源：深度嵌入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十四五”期间，广州集聚了12类46个国家级战略科技平台。那么这些科创资源如何支撑广州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国际合作？顾乃华一语破题，“关键在于这些资源如何被组织、持续使用，并嵌入国际科技合作网络。”

　　首先，让战略科技平台成为国际合作的组织载体。“广州集聚的国家级战略科技力量，其意义在于为国际合作提供可持续运营的制度化载体，使广州能够以平台为依托，与国际团队开展更长期、结构化的合作。”

　　其次，让高端科研人才发挥连接者的角色。顾乃华认为，高端科研人才能够将广州的科研团队和青年学者更自然、更深入地嵌入到国际前沿研究网络之中。

　　最后，为国际合作提供相对完整的应用和验证环境。例如，在生物医药领域，广州拥有完整的临床资源和转化环境。这些真实、复杂且可持续的应用环境，使国际合作成果能够顺利进入验证和迭代阶段。

　　顾乃华总结道，广州所积聚的科创资源，其最大意义在于凝聚了国际合作的“组织能力、网络能力与应用能力”，为多个创新领域开展更高质量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更为扎实的基础。

　　科教人才：探索支撑“握指成拳”的运行机制

　　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顾乃华认为，广州已逐步探索出一批能够支撑教育、科技、人才“握指成拳”的运行机制。面向“十五五”，他提出了三个深化方向。

　　其一，推动校地合作转向“问题导向”。据他观察，“十四五”期间，广州一些校地合作开始围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展开，高校不仅提供技术方案，还深度参与问题界定、研究路径设计以及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为高校在“十五五”期间更系统地参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合作基础。

　　其二，推动成果转化中心转向“能力培育平台”。他提出，近年来，成果转化平台开始更早介入科研过程，这种变化有助于青年科研人员在科研训练阶段，就能深刻理解技术转化的逻辑。

　　其三，打通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边界。他建议，通过校地合作平台和转化载体，一部分博士后和青年教师开始在真实的科研与应用环境中同步成长，这为打通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流动机制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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