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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邓涛
中国人已经迎来丙午马年。作为一种全球分布且和人类关系密切的哺乳动物，马在其演化进程中对推动东西方交往交流发挥怎样的作用，有何绵长影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生物学家邓涛在北京接受“东西问”专访，解读这些话题。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记者：根据发现化石研究，马如何推进中国北方民族的崛起、迁徙和融合？
邓涛：作为野马的天然栖息地与家马驯化技术的重要传播节点，中国内蒙古、新疆的马化石分布与演化序列，与北方民族崛起、迁徙和融合形成清晰的协同演化关系。
从狩猎到游牧，马推动生产方式革命，奠定民族融合的经济基础。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的古人类以狩猎野马为生，化石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北方遗址中的马骨为野生种，如普氏野马。
公元前2000年左右，家马驯化技术经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并快速扩散至内蒙古草原。家马的普及使北方民族从采集狩猎经济升级为规模化游牧经济。马的速度与耐力让人类能管理更大范围的草场与畜群，马奶、马肉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马皮、马骨则用于制作工具与衣物。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原本分散的部落能形成更大规模的游牧联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经济纽带。
化石与考古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北方遗址中的马骨从野生种向家马过渡，且马具的制作技术不断升级印证了马在生产中的核心地位。而游牧经济与中原农耕经济的互补性，又推动北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贸易往来，进一步促进中华文化的融合。
马重塑军事格局，加速政权的更迭与融合。家马与骑乘技术的结合，是古代军事史上的革命性突破。内蒙古赤峰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马镫雏形与骑兵墓葬，证明北方民族已率先掌握成熟的骑乘技术。马的速度与冲击力使北方民族形成机动性强的骑兵部队，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步兵作战模式。
历史上，中国北方民族凭借骑兵优势，不断南下与中原王朝碰撞、融合，这种军事互动，一方面导致政权更迭；另一方面也推动民族的迁徙与杂居。例如，匈奴西迁后，其部落与中亚、欧洲的各民族融合；而内迁的匈奴、鲜卑等族，则逐渐接受中原文化，最终融入汉族。
漫长岁月中，马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民族的精神纽带，其不仅是生产与战争工具，更是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核心符号。考古发现显示，北方民族的墓葬中常以马殉葬，而岩画、壁画中也大量出现马的形象。
马的文化符号意义，使得不同部落、不同民族在共同的马文化中形成了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成为中国北方民族内部融合与对外交流的精神纽带，助力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邓涛研究员(左四)及其团队在青藏高原科考。受访者供图
邓涛：亚欧草原通道又称“草原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重要纽带，马是这条通道上的活跃载体与桥梁，马化石的分布与演化清晰记录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轨迹。
马种的跨大陆交流，推动东西方养马技术的融合与升级。中国北方的马化石研究显示，公元前1500年前后，新疆出土的马骨中已出现中亚博泰马、黑海-里海草原颜那亚马的基因特征，证明中亚马种已传入中国；到了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大量中亚汗血宝马被引入中国，与本土蒙古马杂交，培育出兼具速度与适应性的新马种。
马种的跨大陆交流，本质上是养马技术与遗传资源的交流，它打破了东西方的地理隔离，为后续的文化、技术与贸易交流奠定了基础。
骑乘与交通技术的传播则构建起亚欧大陆的交通网络。家马的普及，使亚欧草原通道从一条“狩猎小径”升级为连接东西方的交通大动脉。马的速度与耐力使人类能够在更短时间内穿越广袤的草原，实现人员、物资与信息的快速传递。
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唐代的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再到元代的驿站系统，马始终是交通网络的核心动力：商队骑着马，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运往西方，同时将西方的香料、珠宝等传入中国；使者、僧侣骑马穿梭于东西方之间，促进了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例如，玄奘西行取经，就曾骑马穿越中亚草原。
考古发现显示，亚欧草原通道上的遗址中，马骨与马具的分布极为广泛，且不同地区的马具制作技术呈现出明显的相互影响特征。这种技术交流进一步提升了马的交通效率，推动了亚欧大陆的一体化进程。
马不仅是物质与技术的载体，更是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催化剂。家马与骑兵技术的传播，使东西方及各自的军事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例如，中国的马镫传入欧洲后，推动了欧洲骑士制度的形成；欧洲的重骑兵技术传入中国后，也影响了中国的军事战术。
邓涛研究员在非洲科考。受访者供图
记者：作为古生物学家，您如何评价马在古代中国北方民族融合与东西方交流中的作用？
邓涛：我们应从科学视角看待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马的驯化与骑乘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军事形态与交通效率，为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动力；马种的跨大陆交流、马具技术的相互影响与马文化的传播，将中国北方与亚欧大陆紧密连接，成为民族互动与文明传播的纽带；马推动北方民族的崛起与政权更迭，加速文明的碰撞与融合，是重塑历史进程的“有形之态”“无形之手”。
中国北方的马化石研究不仅揭示了马的演化轨迹，更为我们理解古代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关键线索。这些化石证据与考古发现、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共同描绘出一幅马与人类文明协同演化的壮丽画卷。蒙古族等“马背上的民族”，则是这幅画卷中最鲜活的主角之一。
从马化石与跨学科研究的双重证据来看，马尤其是驯化后的家马，在古代中国北方民族融合与亚欧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既是驱动社会结构变革的核心动力之一，也是民族互动的纽带与文明传播的载体。其作用并非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战争物资”，而是通过改变人类的移动能力、生产方式与战争形态，深刻重塑了中国北方民族的演化路径与亚欧大陆的文明交流格局。(完)
受访者简介：
邓涛。记者 孙自法 摄
邓涛，古哺乳动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第11任所长、研究员，亚洲古生物协会执委、中国古生物学会副监事长、全国地层委员会常委、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Palaeoworld》《古脊椎动物学报》《古生物学报》《地层学杂志》《第四纪研究》《生物进化》等副主编；《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化石》编委。
邓涛研究员主要从事晚新生代哺乳动物、陆相地层和环境演变研究，领导参与大量卓有成效的野外科学考察工作，发现极为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在系统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提供更多证据阐明青藏高原在晚新生代强烈隆升及其对气候环境演变的巨大影响。他2011年入选中国科学杰出创新人物，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荣获“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5年入选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2018年获尹赞勋地层古生物学奖。目前主持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和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专题。